大多数中国人的历史见解或许来自中学历史或政治课堂：秦始皇统一中国，是伟大的历史进步；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，是后来所有灾难的根源，等等。但人们发现，历史的因果性远非如此简单，以致现代人在评价某一历史事件的后果时，不能不三思而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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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## 祸兮福所倚
因祸得福，有这样的事吗？让我们求证于实例；而且，要刻意寻找这样的例子：福从祸出，但其因果性十分隐蔽，因而长期被人们所忽略。

林则徐一直被看作民族大英雄。这位林大人确实十分了得，不仅文武全才，而且一身正气，精忠报国。道光皇帝选择林则徐任禁烟的钦差大臣，可谓慧眼识人。林钦差一到广州，没让贪官奸商们来得及打点什么礼品，就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，让中外人士目瞪口呆：他在广州十三行收缴了英商的两万余箱鸦片，全部销毁于虎门。

林则徐心中明白事关重大，在武备上绝不敢掉以轻心。他对西人的船坚炮利略有所知，仔细检视了海防炮台，在珠江水下铺了拦船铁链，静候英军来犯。可惜他无缘一试身手。英国舰队竟然沿海北上，在浙江攻下定海，然后直取天津，致使京师震动。此时道光才意识到大祸来临，连忙撤了林则徐，将其远贬伊犁，改派主和派大臣琦善赴广州善后。此后又几经反复，在广东、江浙沿海屡战屡败之后，以签订南京条约收场。

林则徐一颗雄心，满腔热血，但出师未捷官先免，岂非祸从天降？鸦片之战让一个老大帝国丧权辱国，士大夫们无不痛心疾首，痛斥琦善、耆英之辈卖国招祸，痛惜未能任用林则徐力挽危局。无论是当时还是今天，都有不少人深信：唯有林则徐是能够战胜英国的人。如果真是这样，林则徐的冤屈就更难承受了。林则徐确是既忠诚且又精明之人；从其在广州时尽力收集澳门的外人报纸，可见其热心于了解夷务。但他毕竟是一个囿于传统知识的儒者，对于西方知之甚少，他用来对付英军的那些方法也极其原始简陋。最主要的是，当时中英双方的军力根本不在同一层次上。

由林则徐来主导鸦片战争，于国而言，不可能有更好的结局；于个人而言，则唯有使林则徐这一英雄偶像倒塌。林则徐终于能以一个千古英雄的光辉形象长留于人们心中，实在是他的幸运，是他被道光免除与英夷一战的幸运！这种福分，不正是贬谪伊犁这一祸害引出来的吗？

如果说上述例子有点突出个人命运，那么下面的事例则关系到亿万人的福祉。现在要说到的是文革，一个让有些人敏感、让一些人不堪回首的话题。文革是祸害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应当没有争议；况且，官方早已正式认定它为“浩劫”了。在明白事理的人面前，公开颂扬文革，一定是极不可想象的事情。

不过，我还真遇到一件这样的事情。一次，我与一位老同学闲聊，一起回顾这大半生的浮沉起落，他大发感概，几乎难以自持。突然，他十分认真地对我说：“真要感谢老人家发动了文革，要不然，你我之辈还不知在何处求生呢！”

我不禁稍稍一怔，但很快就听明白了他的意思，当然没法反对。岂止是我要感谢老人家，还有千千万万的同胞都得感谢老人家！真的，发动文革真是功德无量啊！没有人否认，改革开放改变了千百万人的命运。但是，如果没有文革，如果不是文革将“真正社会主义的优越性”发挥到极致，将几乎所有的人驱赶到生存底线的边缘；如果不是文革使无数人饱尝“全面专政”的滋味；特别，如果不是文革将几乎所有“老革命”从天堂驱赶到地狱，改革开放是可能的吗？老人家不愧为一代天骄，抱负非凡，他想革除的东西太多，不可计数，简述为一句话就是：革除一个正常社会中的一切。

**正是文革造就出一个空前不正常的社会，才使向往正常社会成为一种合理的追求，改革开放不过是使社会回归正常而已。**

这不是因祸得福吗？只是这种福分并不惊人，只是略高于人类欲求的底线之上而已；但与文革的地狱之灾相比，它已堪称天堂之福了。

### 福兮祸所伏
既有因祸得福，就必有因福得祸——这是辩证法吗？并不需要这一点点哲人的智慧，事实就足以说明问题。

今天，略知世界事务的人大概都不会看好西班牙，这实在有辱于西班牙的光辉历史了。正是西班牙人首先发现了新大陆；西班牙建成了第一个全球性的海上强国，一度拥有最多的海外殖民地；西班牙人皮萨罗以不足二百人征服庞大的印加帝国，将永远是人类战争史上最不可思议的奇迹。

空前成功的征服为西班牙带来了什么呢？首先是黄金，滚滚而来的黄金!仅仅印加国王为赎身而献给西班牙人的黄金，就足足装满一间屋子——皮萨罗并未因此而饶了国王——，而这不过是后来源源流入西班牙的巨额黄金的一个零头。但黄金并没有使西班牙成为天下第一富国。实际上，今天的西班牙是欧洲最穷的国家之一，而且它的贫穷由来已久了。

500年前黄金的大量输入，急剧地提升了全欧洲的物价，严重地扭曲了西班牙的经济体系，显著地抑制了它那本来就落后的产业，过度地扩张了西班牙王室的势力，使西班牙一度成为欧洲的霸主，却不是欧洲产业革命的领头羊。17世纪以后，西班牙很快地衰落了，沦为第二流以至第三流国家。那么，西班牙当初的一时暴富，究竟是福还是祸？这不是一个活生生的因福得祸的故事吗？
类似的故事还有不少。荷兰曾经因为在欧洲率先开发海上石油而导致经济危机，给全世界留下了“石油陷阱”的教训；上世纪中期伊朗在美国支持下急剧地现代化，空前的经济繁荣反而触发了伊斯兰革命，致使伊朗几乎倒退到中世纪，至今还是一个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，如此等等。

或许，更值得关注中国历史中的事例。很少有人看好宋朝，实际上宋朝对于中华文明有巨大贡献。且不说宋朝可圈可点的工商业与科学文化成就，仅就政治革新上的成就而言，就没有哪一个王朝能与之比肩了。

赵匡胤一介武夫，竟然开创了中国历史（或许也是世界历史）上几乎完备的文官政治。将国家内政完全交给文官，军队不介入政治而且服从文官政府的政治领导——这在现代文明国家，当然是人所共知的常识；但在一千年前的古代社会，却是政治创新的奇迹。

这一创新成效卓著：宋朝前后300年政治稳定，兵变绝迹，有外患而无内乱；士大夫阶级受到普遍尊重，文臣因不当言论而被诛杀的现象几乎绝迹。日本历史学家兼汉学家内藤湖南甚至认为，“宋朝是世界上第一个近代国家”。

事实上，如《历史的终结》一书的作者福山所指出的，在欧洲普遍建立文官制度是19世纪的事。那么，宋朝是一个令人羡慕的朝代吗？恐怕大多数人都不会这样看。实际上，宋朝恰恰是最使爱国者们痛心疾首朝代，它只会使人联想起老死北庭的徽钦二帝与风波亭上的岳飞。堂堂大宋，其疆域甚至不及千余年前的秦帝国。这就使得对宋朝文官政治的评价复杂起来。

在现代世界，没有人认为文官政治有什么不好。但在那个未脱野蛮的中世纪，骤然降临的文官政治却有致命的弱点：随着武人直接控制社会的权力的丧失，以及武人地位的明显下降，社会的尚武精神被严重削弱，在冷兵器时代有赖于尚武精神的军事实力自然显著衰退。这样，宋朝先败于金辽、后败于蒙古的命运也就注定了。但是能够说，已经成为千古传奇的“杯酒释兵权”，就种下了数百年之后的亡国之祸吗？很难说事情不是这样。看来，我们终究得承认，这确是一个因福得祸的故事。

###祸兮福兮？
文官政治带来了内政的稳定，致使王朝国运长久。能够说，文官政治的实现是福吗？另一方面，文官政治致使兵弱国堕，外侮连连。那么，文官政治是祸吗？究竟是祸是福，大概会众说纷纭，即使学者们也莫衷一是。人们似乎陷入了一种看似荒唐的矛盾。对于林则徐、文革、西班牙的黄金好运等等的评价，都会陷入类似的矛盾。该如何解开这一死结呢？这是对人类智慧的一个挑战吗？

还不止此，我们面临的问题实际上比初看起来更复杂。上面已提到，文革大祸导致改革开放之福。但安知改革开放不是祸？改革开放带来了空前的经济繁荣，普遍提升了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，至少部分地消除了一些久困国人的社会弊病。然而，或许恰恰因为这些进步，一时掩盖了更深层次的社会矛盾，阻滞了终究不可避免的制度更新，延缓了一些重大的社会改革——这一切的后果有多严重，是不说自明的。

如果认可上述推断，那么改革开放究竟是祸是福呢？如果由此认定改革开放是祸，是否应当重新评价文革？这似乎使人陷入更大的混乱而不能自拔。

不妨用一个稍稍抽象的形式化描述。某个祸害A1，引出了福祉A2，后者又导致祸害A3，……，如此循环，以至无穷。如果从中任取一个An，那么，我们该说An是祸还是福呢？这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，似乎可以考虑的答案是：

●  仅就因果关系而言，除了指出An既是An-1的果，又是An+1的因之外，不再有什么好说的，因而唯有不置一词。

●  指出因果关系，是一种事实判断；认定是祸是福，则包含了价值判断。事实判断少有争论，即使有争论，也较容易裁决。价值判断则常常分歧巨大，争论激烈，几乎不存在裁决的可能。例如，说文革引致改革开放，不能说不会有争论，一般人大致能够接受。但断言改革开放是祸或是福，肯定都会有很多人激烈反对，因为这密切地联系着不同人群的不同利益。事关利益，没有人是好被说服的。

●  对于学者来说，在最好的意义上，应当能超然于个人的利益考量，无论他所面对的是现实还是历史事件的价值判断。即使如此，仍然可能存在巨大分歧，这是因为人们据以作出判断的价值可能十分不同。这样，对于祸福的判断就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于人们的价值取向。

尽管在价值的选择上可能各有不同，但各个时代的主流价值——或如通常所说的普世价值——大体上是稳定的，并不随个人意志任意改变。如果学者们对于主流价值大体上能够达成共识，那么，依据主流价值所作出的祸福判断也必定相去不远。例如，今天的大多数学者大概会承认：尊重生命、厌弃暴力、恪守法治、人格平等、人身自由等等，都是当代主流价值的核心选项。既然如此，依据这样的评价标准，就不能不认为文革是祸害了；至少，这会是学者们的共识。至于芸芸众生对此怎么看，从历史的角度说来其实并不重要。

●  既然祸福的裁定依赖于社会的主流价值，而主流价值必定随时代而改变，因此祸福的判定也会随时代变化，并无绝对的意义。宋朝的爱国者，或许会认为赵匡胤的“杯酒释兵权”种下了祸害；但现代法治论者更倾向于认为这种下了福因。如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所主张的，“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”。今天的历史观是由当代主流价值主导的，对于祸福的界定当然得依据当代的主流价值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某件事情是祸是福就大致可以确定，并非总是人言言殊了。